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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独特还在于它是一个国土辽阔的大陆国家。它的领土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,位于世界前列,几乎是法国的20倍。它比俄罗斯(1700多万平方公里)要小,却远远大于印度,甚至大于美国。中国的矿产储备量是巨大的,无疑到现在还没完全探明。它还拥有多样化的气候条件。这一小批企业的口号十分明确:走向世界。那同时也是国家领导人的殷殷寄语,盼望将它们打造成世界级玩家,有能力与美国、日本和欧洲的顶尖企业分庭抗礼。这些企业都具备中国特有的优势,主要是廉价劳动力。但这也许还不够。中国领导人准备给这些企业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,包括一切必要的自由。他们如果需要资金,国有银行就在那儿呢。还不够?那就允许他们上市,到上海交易所或深圳交易所都成!如有必要,还可以到香港、纽约或东京公开发行。2003年,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——中国人寿——在华尔街上市,这绝非偶然。秉持这一战略,北京对2008奥运会也寄予厚望。当年,正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使得一些日本企业为世人所熟识。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亦使几家韩国企业声名远播。北京奥运会将是中国几个大品牌非常有用的跳板。墨西哥、突尼斯和菲律宾人并没有这种弱点。发达国家向它们转移了一部分规模不算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,算起来已经有年头了。美国人长期购买墨西哥产的衬衫,法国人买突尼斯的,而日本人则买菲律宾的。这些更靠近南半球的国家有着廉价的劳动力,有利于发达国家大规模转移那些需要很多劳动力、对素质要求不高的产业,同时加剧了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“非本地化”的浪潮。“非本地化”运动动摇了老工业国,迫使其进行痛苦的重组,却有利于一些穷国起飞,使其国民逐渐富裕起来,并开始提高那里的工资。然而问题的关键是,面对中国,墨西哥、突尼斯和菲律宾又变成劳动力“昂贵”的国家了。那里的工资是中国的3倍、4倍到5倍,这些国家没有在工业化诞生后再往产业高端前进,所以猝遇竞争,就进退失据。更先进一点的国家,如葡萄牙和土耳其,也面临类似的威胁。中国的租金优势实际上正在引发新一轮的转移,这回是将世界的一些制造业连锅端地都搬到中国去,从那些中等收入的、已经开始了工业化的国家端出去,端到中央帝国这个更接近南半球的国家去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位专家指出,面对中国国力的崛起,真正的输家将是非洲、亚洲和拉丁美洲那些单纯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。信誉最好最大的网投在世界的另一端,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,邓小平取得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。这位小个子男人身上并没有任何极端自由主义的气味。如果说,撒切尔和里根的改革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影响,那么邓小平所信奉的则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。在中国,用动物来打比喻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修辞方式,而邓公的名言则是“不管白猫黑猫,抓到耗子就是好猫!”他就是用这种说法来为自己那些有悖于共产主义教条、并触犯了部分同志的决策进行辩护。经济发展是他所坚持的“硬道理”,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人民走出贫穷,走出几十年计划经济之后更加恶化的贫穷状况。在许多方面,他推行了与自己的前任——“伟大的舵手”——截然相反的做法。他首先解放了农民,然后让工业自由化,并到处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。最为重要的是,邓小平对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,希望积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大好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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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、新加坡和韩国当年的经验证明了经济学教科书的正确性。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所言,这些国家从自己的低工资、低成本和低生产率中得到了好处,并开始起飞。他们向发达国家低价出售产品,买回技术和服务。这些技术和服务是他们的软肋,因为他们没有与发达国家同样好的生产条件。接着,他们开始富裕起来,工资提高了,社会保障的负担也增加了(需要向学校、医院、研究机关等投入更多的资金),生产效率也有所进步。总之,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些新的工业国家逐渐赶上了老的发达国家,其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已经趋于一致。今天,东京或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即使不是更高,也几乎和芝加哥或慕尼黑持平。北京不会重复东京的错误,所有的北京人都要学英语!对于中国来说,2008奥运会也是向世界展示它的新面孔的机会。到2008年,将是已故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中国打开鸟笼的整整30周年。这只鸟从那时起开始起飞,它基本上已经离开了第三世界,正在飞向第一世界——工业大国的世界。在1964年奥运会时,朝日帝国忘记了抹去它深刻的孤立主义痕迹。而2008年奥运会时,本地区的另一帝国——中央帝国——将尽一切努力,用好客的精神来显示自己的开放态度,显示自己对于尽可能融洽地加入世界舞台的希望。如同当年的日本一样,中国的崛起也引发了躁动。中国人很现实,如有必要,他们会主动采取迂迴战术。在无线电话的技术标准方面,他们就是这样干的。而在芯片战中,他们的做法则更具代表性。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,中国于2004年3月第一次受到来自美国的控诉。华盛顿指责北京打算对外国的微处理器征收17%的增值税,而对在当地制造的芯片的税率则只有3%。7月,美国总统特别贸易代表罗伯特·佐立克很有把握地宣布,中国已经放弃这项歧视性计划,有鉴于此,美国也撤回了诉讼。中国对“美国制造”的半导体的需求量确实很大,它自己目前尚无力制造这种半导体。在美国对华出口中,半导体位居第3(每年超过20亿美元)。两位巨人迅速悟出了各自的利益所在,芯片之战很快结束了。由此可见,小小的旺达真的是“中国制造”吗?不如在它的机壳上印上“中国组装”更为准确。它就是在中国组装,而不是制造出来的。旺达绝非个别现象,它是中美两国工业目前工作方式的一般写照。在许多行业里,中央帝国充当了美国企业的装配车间,一条装配线而已,往往还是装配线的尾段,出成品的那一段。美国公司负责设计、制造或外购零部件,把这些零部件交给中国人去组装,然后再由美国公司进行市场推广和销售。

埃里克·伊兹拉莱维奇以清晰、杰出的笔触分析了这一地震,用大量实例阐述了中国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。看过之后,我们是否还能确信全球化的未来?总之,中国已成为“假货帝国”,它可能是世界70%~80%的假货的原产地。某些从事“打假”的国际组织估计,中国从事制假业的人数在300万到500万之间,至少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%。中国造的假货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当地市场了,与中国制造的其他产品一起,它们大量出口,已经泛滥于巴黎、东京或纽约,损害了那些真品生产者的利益。如果说全球贸易额在十年里增长了50%,那么各种“假货”的贸易额则增长了400%,北京对这方面起飞的贡献也很大。今天,假货已占全球货物年交易额的10%。信誉最好最大的网投制假在中国已经不再是手工作坊的事情,近年来,它已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产业。在一些城市里,简直全城都在生产某种产品,在当地某些党政干部的支持下,许多身处困境的国有企业也投资此事。他们仿冒一切,没有哪样产品能够逃得过:从芭比娃娃到乐高公司的玩具,从自行车到手提电脑,从斯沃琪到卡蒂亚牌的手表,以及软件、汽车散件或者药品。甚至一些真品尚未在其原产国上市,仿冒品竟已出现了。所有这些假货都是从中国市场开始的,卖给那些贪慕时尚和名牌、但没钱买真品的消费者。这种竞争使很多跨国公司遭受惨重损失。世界洗涤剂业的老大宝洁公司估计,由于仿冒,该公司每年的营业额要损失5%~10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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